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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年灌渠的“治”慧

发布日期:2020-10-15 18:00 信息来源:省水利厅 作者: 赣州市水文局 刘海辉 浏览次数: 字号:[] [] []

潦河是江西五大河流之一修河的最大支流,与其他河流一样,千百年来,她奔腾不息、不舍昼夜,孜孜不倦地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,养育着两岸勤劳的人民。

“善为国者必先治水,水利兴则天下定”。栖居于潦河边的先人们似乎早已深谙这个道理,自古以来,他们便依水建坝筑堰、开渠导水。潦河灌区在古代先后修筑过蒲陂、乌石潭陂、香陂等诸多水利设施,成为我省兴建最早的多坝引水灌区工程,造就了“水旱从人、沃野千里”的繁荣景象。

如今,走近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千年灌区,翻阅史料文献,追寻古迹遗址,探访先民管水治水之道。

据史料记载,唐太和年间,在奉新县从善乡(今干洲镇)北潦河南支南岸,乡民们在其折弯处凿渠导水,创修了蒲陂堰,灌溉农田一千余亩。此后,奉新、靖安、安义三县便逐步兴建了乌石陂、芦陂、马草湖堰、洪陂堰、台山堰、都圳堰、谌家埠陂等较大的水利工程。这些工程的管理经费,据《奉新县志》(同治版)卷五·建置二·水利第40页载:“水从工费而分修造培补,皆计田不计人,计亩不计畔。”

蒲陂在康熙五十二年(1713)由乡贤余升捐资重修后,他的两位侄子余公度、余公藩又将其父亲所捐的修堰款,加上家中所积累的钱财买了30余亩田,作为蒲陂每年的维修经费。然而,续修工程仅靠一族之力显然是不行的,为加强蒲陂的管理,他们制定了管理章程,实地丈量了各用水户的田亩,绘成了图册,规定用水户每亩每年应缴纳蒲陂的维修费用,并编写成《堰关》一书,以确保蒲陂的永续利用,造福一方百姓。

《堰关》一书的编成受到了前后两任知县的肯定和赞赏,前任知县陈景仁亲自为该书作了序言,时任知县余潮又为之作《倡修蒲陂古堰记》,并高度赞扬说:“嗟夫!使天下尽如公度,其为利于民生大矣!”可见,《堰关》正是当时为蒲陂的续修、经费的筹措、村民的用水等而制定的一个系统的管理制度或章程。

为保证水利工程的质量,古人在兴修过程中往往需要聘请多人督理。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),安义县知县李恒敷主持修建都圳堰时,“筹画既定,以其事属吴君专理之,又檄邑老周志道分理之”。这里的吴君就是时任安义县丞,是县衙派出的工程总指挥,周志道是安义县具体负责工地施工的技术人员。同年,李恒敷还修了谌家埠陂,安义举人毛锐“乞以钟韶为堰长”,所谓堰长,就是负责具体施工的技术员。由此可知,古代水利工程的施工也有专管机构,类似于现在的工程指挥部,负责整个工程的设计、调度、施工及质量监督等一应事宜。

滨河而居的灌区人民自古以来就依赖水坝水渠灌溉耕作农田,而由于输水能力有限,并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能无限量供应。要确保村民用水的时候都能“雨露均沾”,避免旱涝不均,这就必须订立相应的用水制度来约束全体村民。

2012年4月,省潦管局西潦管理站职工在巡查渠道时,在靖安县仁首镇庵里地段发现了一块古代的石碑,碑上镌刻有如下内容:“乡有定例,名有章程,若不铭石,何能禁止?议每年清明日起,分上、中、下字号;议上字田卅一六分亩,清明日,日出放水,日没付中;议中字田卅一九分亩分,日没接手,日出付下;议下字田卅零三分亩分,日出接手,日没付上;议乱放水者,罚钱一千六百文;议把车下圳,罚钱一千八百文。同治五年,刘裕智、余昌寿、黄恭禄、涂符球、善业院公众同立,乡邻:张先会、余以熙、余光贵、熊安先;保正:刘国相。”

由上述文字可知,这是清代同治五年(1866)靖安县仁首镇村民制定的一份用水章程禁约,它先将需要灌溉的田地设立了上、中、下字号,核定了各字号田亩的面积,规定每年的清明日开始,上字田从日出时起灌,日落时结束;中字田从日落时起灌,第二天日出时结束;下字田从日出时起灌,日落时结束。即每轮灌溉不超过12个小时,然后再由上到下,依序轮灌,周而复始。禁约还议定了罚则:对不按顺序乱放水者,罚款一千六百文;对擅自将水车放入渠圳取水者,则罚款一千八百文。该章程还明确了制定人、见证人和中间保人。可见,这是一份十分完备的用水管水协议,反映了清代乃至民国期间灌区人民的用水管水约定俗成的风尚。

潦河灌区在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供水时,用水单位必须以初级社、高级社为单位按灌区田亩数量向潦河水利管理处申报用水,管理处派员核实,用水单位派出对渠道走向及地形熟悉的老农,人民公社派出主管农业的社长,会同管理处共同商定渠道分水口的设置地点,实行“以田亩定流量,以流量定管口,以远近定流速,以土质定水量,以统一规划水源,以算账掌握水量,以灌溉农业为服务目标”的用水管理方法。用水单位对灌溉面积、用水关系等的变更均要向管理处申报,并要履行缴纳水费、维修工程的义务,否则管理单位有权取消或按规定进行查处。

拦河作坝,引水灌田,极易引发用水纠纷。历史上,灌区三县的村民长期存在争抢水资源、破坏水利设施等现象。为避免纠纷,早在明清时代,便有“灌溉之时,下堨满则闭下堨之口,而上灌先闭者罚,旁注者禁”之约定。

明成化十二年(1476),奉新县从善乡耆民余鼎汉率领当地民众,在乌石潭旁凿山修渠,将潭中之水沿着渠道引向约两公里远的洋濠堰蓄聚,并于此修建南、北二圳,分别引水灌溉奉新、靖安两县农田,成为了当地民众进行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依赖资源,原来的许多“高阜之田”变成了种植水稻的肥沃之地,促进了流域区经济的发展。

康熙三十五年(1696),奉新从善、靖安香田两乡百姓因分水不均而引发纠纷,互控至南昌府衙,府衙通过实地详勘,最后确定在洋濠堰分水处设立一根焉木,并规定“焉木离靖圳口六丈四尺二寸,围圆三尺三寸,身长二丈六尺四寸,上下松桩二十四个”,以此来均分水利,平息了纠纷,此后五十余年,彼此相安无事。

乾隆十六年(1751),因靖安重修县志,靖安县士绅潜日寰等联合部分堰民提出将洋濠堰记入县志中。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奉新县士绅余开佶等人的强烈反对,因为乌石潭陂最早是由奉新县余鼎汉等人凿修,历来都属于奉新县之水利工程记载于奉新县志中,如果要记入靖安县志,则必须同时予以注明此陂最早由余鼎汉等人凿修,否则不能刊载。在遭到潜日寰等人的拒绝后,双方进行了三年之久的诉讼纠纷。最终通过巡抚衙门和南昌府的裁决,裁决结果被载入奉新、靖安二县县志,并刻于石。这是灌区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起水政执法案,也是古人展开的一场水权争夺战。

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,在“以农为本”的中国传统社会里,农田水利对地方社会的作用是其他领域难以企及的,因而历来受到国家和地方各种力量的重视。从潦河千年灌渠的史实中,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潦河人在管水治水中展现出的智慧和力量,无不给后人以启迪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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